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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党建专栏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资料
点击数:14038   发布时间:2011/3/18 9:02:00
一、党的创立和早期斗争(1921--1923)
1.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后正式确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和广州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破浪莫嫌舟子小,犹能驶出满霞天
2.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主要工作。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建立了分部。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刊物,开办补习学校,派党员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在它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前后持续时间约4个月,迫使港英当局屈服。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有组织的较量,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9月,安源路矿17000余人,在刘少奇、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自身权利,改良生活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承认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最终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20000多名工人举行总罢工,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由此转入低潮。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显示了党的组织发动能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但是,它也清楚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仅靠无产阶级,不进行武装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的。
二、国民大革命(1924--1927)
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30多名,代表全国党员420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右倾观点,他们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大多数代表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指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党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还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等决议案,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任会计。执委会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党的三大根据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
5.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到会的165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23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是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改组了国民党,确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变过去的个人集权制度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10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式开始。
6.五卅运动。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的工人和群众运动。1925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共产党人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正、副委员长。5月15日,上海内外棉厂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事件。中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学生、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正当工人、学生在街头演讲、示威的时候,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密集的群众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无数。以后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了英、日军警杀害中国群众的事件。这些血案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6月11日,上海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这一运动扩大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党的队伍一年内增加了十倍。五卅运动又直接推动了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的兴起。这次大罢工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7.北伐战争。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
三、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
8.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9.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伸: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土地革命实施的必要性和目的是什么?
(1)必要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要铲除封建制度,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中国是以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要解放全国人民,主体是解放农民。因此,实行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
(2)目的:一是使广大农民政治上得到解放;二是经济上得到翻身。在革命战争年代,只有使广大农民政治上获得解放,才能动员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对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战斗中;只有经济上得到翻身,努力生产,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质保证。
10.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策。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了红色政权,并逐渐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1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13.古田会议。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4.红军反“围剿”战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
16.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7.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8.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19.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四、抗日战争(1937--1945)
20.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21.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占领大同后,企图分两路突破雁门关、平型关防线,进逼太原。这时防守平型关正面的高桂滋所部,兵力单薄,防守艰难。危急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等人的率领下,到达山西灵丘县西南平型关附近,配合友军正面防御。他们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打击进犯之敌。9月23日,一一五师主力以一个团和骑兵营的兵力伸向灵丘方向,牵制与打击日军增援部队,以三个团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待机歼敌。25日拂晓,敌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预伏地区,八路军立即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我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这是八路军首战告捷、举世闻名的战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信。
22.《论持久战》。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冀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10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23.百团大战。1940年,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影响全国的抗战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7月20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关于交通破袭战的预备命令。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八路军于8月20日至12月5日,出动了百余个团,约40万兵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平古、白晋、德石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沿线两侧据点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在连续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0余门,枪5800余支。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日军,增强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对于克服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24.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到达皖南径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突袭。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25.大生产运动。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1941年开进野草从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不到3年,便把这里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开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中。大生产运动收到巨大成效,许多部队、机关达到自给或半自给,边区生产也达到耕三余一。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济建设经验,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6.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延伸:整风运动意义重大,主要有:第一,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较明确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方向,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二,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帮助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从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增强了党性,从而保证了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空前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第三,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总结了 20余年来党的历史经验,澄清了党内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大大地增强了全体党员干部明辨是非曲直和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第四,延安整风运动,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创造了一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情况的进行党内斗争和开展对党员思想教育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新的团结。我们党在实践中所创造的整风运动这一新形式和新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的一项重大发展。第五,为胜利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莫定了良好基础。
27.通过《关于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成立了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这份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专门委员会向全会提出了三次草稿,最后又经毛泽东精心修改而成。《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主要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决议》着重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论述了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背的主要内容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并深入分析了它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指明了今后开展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态度和方法。《决议》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说明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2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五、人民解放战争(1946--1949)
29.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重庆谈判是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30.土地制度改革。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
31.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革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六、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1949-1956)
32.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62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及国外华侨。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纲领还规定了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举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采用公元纪年;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会议还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会议最后通过了《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会宣言。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级政府机关,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下午3时,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升起了庄严的国旗。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接着,举行了阅兵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反动统治的彻底结束。中国人民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从此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35.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政府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兵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对此,中共中央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国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又经过两年的时间,中朝军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侵略者的反革命两手,终于迫使美国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39.7万多人,击毁敌机、敌舰和缴获各种战略物资无数。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鼓舞了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36.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第开展了土改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到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千百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被消灭。
37.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坚决镇压了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的方针、政策,使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到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一些地区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38.“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1日,“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即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要求开展“五反”运动。即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互勾结,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对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根据“三反”、“五反”运动发展情况,中央作出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
39.《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1951年至 1960年,《毛泽东选集》分四卷出版发行。为了系统地对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出版发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思想指导作用。
40.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1.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19536月至8月,在党中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后,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阴谋活动,大量散布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他的阴谋夺权活动制造舆论。饶漱石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与高岗相配合,在北京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阵地,进行反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1953年,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达到顶点,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1954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警告,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1954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尽管中央对高、饶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他们拒绝接受党的教育和挽救,高岗还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3月,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他们的党籍。 

       42.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解放初期,党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左”的错误倾向。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和判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党关于知识分子观点的重大发展。他还对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问题,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即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充分了解所使用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个报告和他在1951年9月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和1962年3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的三篇重要文献。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6-  
43.《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政治局几次讨论,他将汇报的问题概括为十大关系。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十大关系作了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讲话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关系,这就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明确了党对每一种关系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4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应邀列席大会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及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作了重要发言。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指出:民主革命在我国已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也已基本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八大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国家工作方面,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45.反右派斗争。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46.“大跃进”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开始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47.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48.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和中小型企业要坚持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49.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关负责人。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进行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出现了意见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和1958年工作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印发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许多人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责此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此后,会议发生转向,开展所谓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但使经济工作中的纠“左”努力一度中断,更重要的是,它使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50.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
51.党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在会议一开始,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并决定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会后不久即被撤消。这些错误的批判和组织措施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坏。
52.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53.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59年,吴晗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是吴晗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创作的一部京剧剧本。海瑞的直言敢谏精神在50年代末期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被毛泽东视之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号召全党都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观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指出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吴晗是我国明史研究专家,文笔极佳,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写出后,获得了很好的响应,但是姚文元受陈伯达等人的指使,于1965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吴晗的创作诬陷为政治阴谋,指出吴晗写这个剧本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意思。开始了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了做法,这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以及后来的扑风捉影,文字狱式的政治迫害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54.中苏两党公开论战。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是不恰当的。
55.《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路线政策作了阐述,要求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说明毛泽东1957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56.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966年1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58. “二月逆流”。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
59.“九一三”事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继续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抢班夺权”的活动。1971年3月间,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秘密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趁毛泽东巡视上海等地期间组织谋杀。林立果等按照这个计划,在上海、杭州、南京、北戴河等地进行了部署。毛泽东对其阴谋有所觉察。见事将败露,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政变的手令。11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一伙又计划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晚,他们将256号飞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以供当时还在北戴河的林彪使用。当晚,周恩来追查飞机的突然去向。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见阴谋业已败露,遂于13日凌晨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毥??左右。在这期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机,到处煽风点火,大搞“影射史学”,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露骨地攻击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他们还极力吹捧“女皇”,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斥责他们是“四人帮”,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失败。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到挫折。
61.“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底限度,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他的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泣的场面。7月6日,另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不幸因病逝世。朱德历经中国近现代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运动,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的温厚朴实,大智大勇,革命到底的精神深受人民景仰。他的逝世是党、国家、军队的重大损失。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不幸逝世。在8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使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
63.粉碎“四人帮”。1976年6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二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三是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四是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五是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六是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66.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67.《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69.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
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成功地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转变。 它开始把中国带入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轨道,并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永远载入史册。
70.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7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还首次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69人组成的中纪委。
72.1989年政治风波。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73.十三届四中全会1989年6月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认为这个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74.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等地视察,沿途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南方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75.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000人。代表5100多万共产党员。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76.“三讲”教育。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时指出: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77.邓小平逝世。1997年2月19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因病经抢救无效逝世。
78.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第三次巨变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新的革命。中国人民在建国以来革命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中国就能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新的腾飞。
79.“三个代表”思想。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80.“以德治国”理念提出。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
8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历经15年艰苦谈判后,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12月11日生效,至此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位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8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2114名、特邀代表40名(共2154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2134人),代表了全党66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83. 中央下发一号文件聚焦“三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在政策的带动下,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耕地总量保持稳定。此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聚焦“三农”。
84. 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我国仅用两年时间实现从神舟五号“一人一天”航天飞行到神舟六号“多人多天”航天飞行的重大跨越,标志着我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
85. “八荣八耻”为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会分组讨论时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86.三峡大坝建成并蓄水至156米。三峡大坝2006年5月20日全线建成。三峡大坝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核心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重力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以及6月6日混凝土围堰爆破和9月20日开始的从135米向156米水位蓄水,标志着三峡工程防洪、通航、发电三大效益提前发挥。
87.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正式通车。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于1984年投入运营。2001年6月开工修建的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最高点海拔5072米,经过连续多年冻土地段550公里,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项目。工程破解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世界铁路之最。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于2002年6月29日全线开工。同年,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批事关西部大开发全局的重点工程相继开工。新开工12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3000亿元。2005年10月中旬,青藏铁路全线铺通。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对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青海、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沿线各族群众生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8. 我国首次探月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2007年10月24日,我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发射中心成功升空。11月26日,“嫦娥一号”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环月轨道传回第一张月面图片,标志着我国首次探月工程取得圆满成功。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举行探月工程庆祝大会。探月工程是我国继人造地球卫星、载人航天之后,航天活动的第三个里程碑。我国因此跨入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89.南方雨雪冰冻灾害。200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交通运输严重受阻,电力设施损毁严重,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共同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90. 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最大烈度达11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造成69227名同胞遇难、17923名同胞失踪,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力克时艰,取得了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
91. 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第29届奥运会2008年8月8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刷新了38项世界纪录和85项奥运会纪录,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奥运会金牌和奖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残奥会9月6日至17日举行。14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刷新了279项残疾人世界纪录和339项残奥会纪录。作为东道主,中国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作出了巨大努力,兑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承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92.首次实现太空漫步。2008年9月25日晚,载有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员的“神舟七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27日16时41分至17时,航天员翟志刚进行了中国首次太空漫步,并在太空中展示五星红旗。28日下午,“神七”返回舱成功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三位航天员自主出舱。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太空漫步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迈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其工业体系与技术装备已经基本齐备,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有条件进入新的飞跃阶段。意味着中国的技术与产业链已经延伸到当今世界的科技高端,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能量与潜在机会又有了新的拓展,中国不仅有条件在高科技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将在更广泛的市场上获得更多话语权。
93. 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行。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行,被誉为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界性盛会”。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184天时间里,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观人数达到7308万人次,成为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届博览会。
94.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奋斗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指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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